文/张伟民

《中国画画刊》第三期要介绍现当代中国花鸟画，像前两期介绍中国人物画、中国山水画那样，要有一个特刊的导言，发刊前，嘱我作文。宏观、理性的思想和历史性的梳理原本是属于美术史专家、艺术批评家的工作，但因为《中国画画刊》是浙江画院主办的刊物，身为画院一员，也就没有理由推辞了。作为画家，我更多地着眼于创作实践，倾心于个性的审美研究，所以，我想从实践者的角度谈谈花鸟画，将自己在绘画过程中的思考拿出来，与读者共同探讨。

中国花鸟画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和中华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表现也是以中国文化观念为基础的——中国历来把画花鸟画称为“写生”，但这并非狭义上面对物象的写生——“生”为生生不息，是生长、生命力以及生成一切生命的状态，是以生命的名义与作为主体的“人”相互关联起来的。中国花鸟画的表现，是原始文化和生命意识的发展，是各个时代的人文气质和艺术形式的迭加，它与西方的花鸟画题材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追求。

艺术家对生命的认识，体现在笔墨所呈现的具有原始特征的生命迹象，这是从生命本质向社会文化的转换——画家用心性主动引导，将物质转化为精神，并扩展为艺术的再现，体现了他对生命华彩的张扬。所以中国花鸟画是带有人类文明深刻烙印的文化载体，是体现了东方文明的艺术奇葩，可谓是以人文化天工。所以那些“花”“鸟”是浸透了人文思想之后，然后上升为具有诗意和心理暗示的审美图式。

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花鸟画为中国最广大的观众所接受，是最通俗、最具备中国人欣赏的心理特征的画种。创作者以平常心、朴素的感情进行表述，欣赏者以平常心来欣赏、接受，因此，花鸟画也是与“人”最相近、相亲的绘画艺术。齐白石在接受世界和平奖仪式上曾有一段既简炼又经典的答词：“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我花费了我毕生的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 爱家乡、爱祖国、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爱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白石老人终生将这样的爱融入自己的画中、心中。此正是白石老人绘画的核心理念，也成就了他的艺术审美价值。人们只要看到他画中对生活真切的感悟，对于自然妙趣的把握，都能读懂他对于朴实生命发自肺腑的真情，并为之感动。所以我认为最淳朴的生命状态都能产生画意、情境，这也是中国花鸟画经历千年传承不息的价值所在。

可以这么说，那些自古流传下来的中国画艺术，无论是稀世珍品还是浩瀚文献，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对于蓬勃不息生命的追求：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风格是繁饰还是冲淡，也无论功用是明理记事还是见心会意，繁简之间，各代自领风骚，但五千年的往史可由此而一以贯之。

那么，我们今天的花鸟画又将何去何从？此时，每一个曾经得益于传统文化，又面临现实环境的创作者，都无法绕开这个“历史”的转折期状态。我也同样。前两天就有人问我：“您从传统中走来，又将如何面对发展中的今天呢？”我笑而将诗人戴望舒的《初恋女》中的两句诗来作答：“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另一个梦中忘记你。”诗表现的是男女之间的恋情，但同样的，我们从古人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梦，但现代生活又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更真实的梦 ……

传统的文化带给我们曾经的辉煌，但若直接地静态地全盘地接受和延续，显然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是难以做到的，这个梦是做不长的。中国画成功之核心正是以“人文”化“天工”，正是在人性引导下的艺术行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画的核心。时代变了，社会发展了，传统是动态的，艺术的程序也是动态而发展的，艺术审美观也是随着社会之人、社会之心发展而发展的。值于此，当今的中国画艺术创作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否具备必然的联系，我是质疑的。杂乱及纷纷扰扰，如果以历史看，可能是短暂的瞬间，但对今人来讲，需要思考与力求解决的问题——艺术必须当随时代。

我以为，感动真实的生活，感动真情实意，感动一切人类的文明创造，以朴素的心态、感激的心情，并以此付之于我们的创作、我们的艺术探索，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以为，我们的文化信仰使我们站得更高，而如果没有这种视野，我们将失去更多。在我的理解，中国文化太伟大了，而且愈久弥坚，其内质的稳定性，外延的拓展性与兼容性，其基础的深厚性，其辐射的广泛性，其精神与思辨的哲理性，以及自我的修复性 ，这些决定了它存在千年仍保持着强有力的生命力与借鉴力。

今天《中国画画刊》鳞选了现当代花鸟画坛中有一定影响力作者的作品，并选用了潘天寿、林风眠等在中国花鸟画创作中曾经有过的思考与文字，以及吴昌硕、齐白石的题画诗。我理解编者的良苦用心，希望我的谈话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2010年6月22日于湖畔荷月楼知止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