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龙是位一专多产的画家，包装设计、封面插图、电影海报、连环画、工笔重彩、彩墨画、壁画、油画……无不涉猎，且都有令人过目难忘的独特表达方式。在同行眼中，他是“重量级”人物，不仅设计的封面、绘制的插图与连环画多次获奖，创作的工笔重彩及彩墨画亦屡屡被中国美术馆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收藏。

这样一位业绩不俗的画坛翘楚，却自我定位为“边缘画家”：“我的专业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绘画只是业余爱好，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游走于专业与业余之间”。

何尝是游走于专业与业余之间，那是他一直在“大美术”理念中的游走。透过他笔下那冷逸高雅、瑰丽奇诡的神话世界，透过他对历史与远古的独特感悟，完全可以说他简直就是游走于梦幻与现实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浪漫与写实之间，而且是随心所欲、进退自如的游走。

 

               不喜欢演电影的童星

 

秦龙出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中，父亲秦威是风景水彩画家，母亲欧阳红樱系话剧团演员。

1939年6月的一天，侵略者的飞机又来成都轰炸，一阵紧似一阵的空袭警报声中，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城外的防空壕奔跑，在郊区中学任教的秦威却不顾一切地往城里跑，妻子即将临盆，在这危难时刻他不能置她于不顾。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时，儿子已经平安落生了。    

秦龙很早就表现出对绘画的兴趣，四岁时就让家中的地板和墙壁上布满了大树和小鸟等稚嫩的涂鸦。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往上海，父母都在上海电影厂工作，父亲从事布景设计，母亲参加《八千里路云和月》、《天网恢恢》等影片的演出，年幼的他便经常在片场玩耍。

电影厂欲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下集《天亮前后》，原来剧中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不适合再扮演那个角色，急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顶替他。导演郑君里看中了在一旁玩耍的秦龙，让他试着扮演剧中的“抗生”。

没想到这一试竟一发不可收拾，成功的演完抗生之后，他又连续参加了《万家灯火》、《新闺怨》、《乘龙快婿》、《忆江南》和《马路英雄》等八部影片的演出，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童星。

虽然合作者都是金焰、白杨、周璇等大牌明星，秦龙却对演戏没有什么兴趣，通常拍摄都是在晚上，困乏中强打精神听任导演的调度罢了，一点也不好玩儿。吸引他的是资料室里一本本的剧照，如同看连环画一样有趣，再有就是拍片之余可以和几个年龄相近的孩子一起玩，当年的玩伴中就有是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牛  。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上了黑名单的父母携全家迅速转移到香港。抵港后不久，秦龙就成为大中华影业公司的签约演员，大中华影业公司的条件是“正规上学，有戏拍戏，每月450元港币”。 此时他已九岁，在九龙塘小学读三年级。，

    父亲秦威在离开香港时对他语重心长地谈过一次话：以后不要再拍电影，那不是你应该去的圈子。

                

 想画大画的“修正主义苗子”

   

1956年，秦龙顺利考入有着“艺术家摇篮”美誉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系统地学习绘画技法，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在中国电影百年庆典活动中，中央电视台的录制现场以一幅放大了的当年电影《青春之歌》的海报当背景，这幅带有浓郁时代气息的海报就出自秦龙之手。当时他不过是附中三年级的学生，画得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附中毕业之际，遵照叶浅予先生“新中国应该有新壁画”的点拨，秦龙没有像大部分同窗那样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而是考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装潢系壁画专业学习。六十年代初，文化艺术完全笼罩在“战斗任务”的指导下，受当时社会的政治气氛影响，满怀天真的理想主义与狂放的英雄主义，一心想籍壁画制作空间大的优势，创作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宏幅巨制，没想到遭遇了几年的“困难时期”，壁画专业被撤销，他和同学们都被转入书籍装帧专业。

    本应1965年毕业，他却因病被迫休学一年，因此而赶上了“文革”的风暴。一夜之间，父母都成了“黑帮分子”，各自被本单位抓去进行批斗，关在“牛棚”中不许回家。家里前后被抄了三次，不仅父母损失惨重，连秦龙多年来认真写下的十多本学习笔记也没能逃过葬身火海的厄运。

秦龙不但被一些人定为“修正主义苗子”，还被迫交待与“走资派”张仃的关系，就连拖着病体精心创作的一批壁画稿也被勒令交出销毁了。无课可上，大家除了互相斗争，就是画“红光亮”的领袖像，但是，他是有资格参加这样光荣的政治任务。有一个同学大着胆子找秦龙帮忙，也只是让他执笔画了头像周围的葵花。

 

            险些成为死神的俘虏

 

1969年初，秦龙被安排到义利食品厂接受“再教育”，成为饼干车间的一名工人。

在安置有两台大型电炉的高温车间中，守着一台英国制造的1906年出厂的饼干机，30岁的他负责给这台63岁的机器“喂食”。每块面团重十几公斤，体重不足百斤的他要一块块不间断地往上搬运，一个班下来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得帮师傅们抄写完大字报才能回家休息。痴迷地学了那么多年的绘画，却没有机会拿起画笔，才智得不到发挥，体力不足以应对，他既不敢想前途是什么，也不知道出路在何方。

单薄的身体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几个月后的一个夜班，正在搬面的秦龙突然休克过去，被送往医院查明是胃大出血，已是4个加号，血色素降至6.7。原本血色素7以下就应该马上进行手术，可为了备战需要，文件规定必须6以下才能实施手术。不够手术标准，医生只能将他送进一间没有人的病房输液观察，观察这年轻人是否能挺过这一生死劫。这间病房的窗外就是太平间。

接到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没有人身自由的母亲在焦虑中度日如年地等了两天才得到批准，在造反派的“陪同”下前来看望苍白瘦弱的儿子，但不允许留下来照料，无言以对，沉默的母亲忍住泪水，留下身上仅有的10块钱，依依不舍地匆匆离去。幸好车间里有位善良的赵师傅很同情秦龙，时常熬些粥，煮点鱼汤给他送来。

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秦龙总算是从死神的指缝间溜了出来，重又回到车间继续繁重的劳动。生产科的技术主任看中了秦龙，与车间主任协定，以两名身强力壮的青年工人与秦龙调换，调至生产科为产品设计包装。

摆脱了勉强支撑的重体力劳动，从事得以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设计出一个以各民族大团结为主题的饼干筒，巧妙的构思，精美的图案，绚丽的色彩，审定中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他再接再厉，又接连推出了繁花似锦的饼干筒、造型别致的果仁朱古力包装和金属巧克力糖盒。新颖的包装设计为产品增加了亮点，投放市场后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俏销品。作为奖励，厂里派他前往广交会观摩考察。

   

                不愿沦为画商的制作工具

 

    从设计包装开始，秦龙迎来了事业上的转机，先是被借调到北京饭店为其新楼设计壁画稿，继而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并被借调到毛主席纪念堂，充当黄永玉先生的助手，协助制作大幅壁画《祖国大地》油画稿，画稿完成后由烟台绒绣厂用54台织机制作成巨大的绒绣壁挂。

    黄先生不仅思路敏捷，功夫也相当严谨，画水仙花，从水仙头开始画，鳞茎出根，叶片返青，抽莛缀蕾，吐蕊绽放，一直画到花败香颓，描摹出水仙完整的生命历程。能够有机会与这样的前辈一起工作，令秦龙获益匪浅。

    从1976年调入到1999年退休，秦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整整干了23年美术编辑，为诸多文学作品设计精益求精的封面，绘制别具风格的插图。兢兢业业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绘画艺术上的探索与追求，经常有作品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大型展览，重彩，彩墨，油画，不拘一格。

1990年，应芝加哥新世纪绘画中心邀请，秦龙前往美国访问。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美国，用了大约一年时间，游览了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多个城市，也想找个机会在西方画坛占有一席之地。

一个美籍韩国画商主动提出合作，让他画几幅印象派风格的外光风情画。用了一周时间，他试着画了两幅唯美主义的油画风景，对方非常满意，准备和他签一个５年的合同，每月提交五幅作品，报酬为3000美元。

在美国生活，一个月只需600美元就足够应对各种开销，3000美元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何况油画风景对于秦龙根本就是小菜一碟，手头稍微抓紧点5幅作品半个月就足以完成，余下的时间还可以干别的事情。朋友们都劝他留下来，其中一位愿意以520美元的低价将一部只开了一年的汽车转让给他。

他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抉择的关口，留下来不仅可以挣大钱，还能够获得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绿卡，可是一旦签了合同就别无选择，不但本土的东西被阻隔断了，而且会迷失掉自我，沦为画商低劣艺术趣味的制作工具。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秦龙回绝了韩国画商，放弃了别人眼中求之不得的优渥条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他的归来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大家都以为他会在美国定居，美协甚至已经把他归到“海外华人画家”之列了。

 

                 

 

多年来夫妻俩与女儿的居住空间只有30多平方米，为了能有一个可以放开手脚作画的地方，秦龙在远离城区的平西府村买下三间濒临坍塌的破房，自己投资翻盖后搬了进去。

当年的平西府村环境脏乱差不说，交通也不便利，距最近的公交车站也需步行50分钟，不仅没有电话，还因电力不足而经常停电。这些他丝毫也不在乎，只为终于有了一个宽敞的、可以安心作画的地方而感兴奋。

画室确实宽敞，足足有40平米，基本可以满足画大幅作品的要求，缺点是不保温，寒冷的冬日，遇到停电的时候室内只有4℃，作画时必须戴上帽子，裹上棉大衣，全副武装才能抵御砭骨的严寒，可谓“境极雅而实难堪”。

    秦龙不是一个能够置绘画的使命于不顾的拜金主义画家。凭借着高超的绘画技艺，他只需花上十几分钟即可以完成一幅迎合市场的“行货”，而且不愁销路。可如若不是为了换取更多自由创作的时间和空间，他根本不把“市场”放在眼里，一门心思绘制自己钟情的题材。

    他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画家。他始终关注社会，关注现实，认为“画家有权力面对大是大非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现在没有人指令你应该做什么，但是有个自定的使命使自己理智和冷静也不错嘛！”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环境”的主题困扰着，认为大到自然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小到社区、街道以及自然村的环境，都存在着十分庞杂纷繁的问题，看上去平静的生活其实只是表面，下面涌动着太多的麻烦。

《孤独——我忧伤着你的忧伤》、《洞里乾坤——大圣和他的哥们》等富有现代寓言色彩的作品，能够让人感觉出秦龙特有的忧虑、困惑、讥讽和调侃。

《孤独》的画面上，河中流淌着黑色的浆液，四周一片荒漠，空中弥漫着泥浆般的乌云，智慧的猫头鹰狡黠地指指点点，马已疲惫而愤怒，猎人茫然无措地握着一张空弓，几只小动物似乎在躲避着比猎人更危险的什么。这幅后来成为中国美术馆藏品的画完成得很不轻松，绘制过程中他始终被一种焦灼的、无奈的痛苦驾驭着，不仅几次暗自流泪，情不自禁时甚至痛哭失声。

《洞里乾坤》则不仅忧虑和讥讽，俨然就是末日审判式的冷眼观照。齐天大圣旗帜上的“后”字，让人联想到那些自诩为大师、巨匠者煞费苦心为自己贴的各种名目的标签。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他直接面对历史沉重的深处，画了一组以史为鉴的组画，其中针对军国主义的参拜神社的矫情画的《1937年冬季的记忆——你们想抹杀30万幽灵吗？》画面上没有出现日本鬼子的形象，也没有刻画暴行的过程，只有那些被屠杀的无辜者们的幽灵，却能带给人非常强烈的心灵震撼——虽然60年过去了，那些死于侵略者屠刀下的同胞们的灵魂离我们并不遥远！

    罗丹说过“只有具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秦龙的作品和他的为人一样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却并不以表现“美”为最终目的，而是要在“美”中升华，在“美”中潜移默化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尊严。他认为绘画可以赏心悦目，可以伤心刺目，也可以痛心醒目，重要的是作家自己要有感于心灵，是悦目，刺目，还是醒目，那就看你在表现中的选择了。

    古人说“一事能狂便少年”，年近70的秦龙一点没有觉得自己是位老人，还在努力地学习，练书法，画速写，还像小学生一样记日记，记一些有趣的闲言碎语，记做过的或荒诞或瑰丽的梦，还有庞大的“诺曼底计划”有待完成。我们有理由期待不久的将来，能够欣赏到他推出的更多撩心启智的新作。